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魏晉風流,中華文明的另一種可能?

發稿時間:2020-02-04 13:33:15 來源: 中國青年報

  編者按:唐翼明,生于1942年,武漢大學中文系碩士,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東亞語言文化系碩士、博士,師從夏志清。他是享譽海內外的魏晉文化史專家,現任華中師范大學國學院名譽院長。他希望談談那個華麗的魏晉,糾正向來形成的偏見,“既應當看到那個時代動亂不安給國民帶來痛苦的一面,也應當客觀評價其思想和學術取得光輝成就的一面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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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的著作《中華的另一種可能:魏晉風流》,最近由廣東人民出版社收入“世界華文大家經典”再版,趁此機會寫一篇文章,談談我對魏晉文明的看法。

  在中國文化史的敘述中,“魏晉”通常是“魏晉南北朝”的簡稱,始于公元220年曹丕稱帝,止于公元589年隋朝統一,一共370年。而事實上三國鼎立的局面,在曹丕稱帝之前20多年就已經確立,所以我們也可以約略說,魏晉南北朝是從公元三世紀初開始,一共延續了近400年的歷史時期。其中大致包括三國、兩晉、南北朝3段,政權更替頻繁,分合復雜。

  魏晉南北朝在中國文明發展史上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,是中國文明史繼商周之變、周秦之變之后的又一次重要轉折。但是這一段歷史的輝煌成就和重要意義,向來被有意無意地低估了。我寫《中華的另一種可能:魏晉風流》,目的就是向廣大讀者較為客觀地介紹這一段文明的大致面貌,以糾正向來形成的偏見。

  魏晉社會最大的特色,是士族階層的興盛及其對社會的全面影響和控制。在周朝的時候,“士”是貴族中的最低一級,秦朝消滅了貴族政治,建立了以皇帝為中心的中央集權統治,皇帝直接任命的官吏,取代了貴族的地位和作用。其實,秦始皇所使用的官吏,也還是當年的士,只是這些士已經失去了貴族的資格,從原來的“貴族”之末變為現在的“四民”(士農工商)之首。

  從漢武帝“獨尊儒術”、大興太學之后,士的社會地位逐漸上升,并與家族勢力結合,形成若干大士族,代代讀書,代代為官,史稱“門閥士族”。漢末大亂之后,農民起義勢力被消滅,皇族也漸趨式微,社會權力落入軍閥之手,這些軍閥實際上都是當時新興的士族代表人物。

  魏蜀吳三國的君主及其主要謀士,幾乎無一不出自大士族家庭:曹操是漢末大官僚之后,劉備是皇族的遠裔,孫權是江東的望族,主要謀士如荀氏叔侄、司馬父子、諸葛三兄弟、魯肅、周瑜、陸遜、張布等人,都是門閥士族的精英分子。從三國至兩晉南北朝,中國社會的格局基本上沒有大的變化,社會各方面的權力都掌握在門閥士族手里,無論政界、軍界、文化藝術界,其活躍分子和著名人物都是門閥士族的精英分子,時稱“名士”。

  門閥士族的興盛在一定程度上再現了兩周的貴族政治,門閥士族就是新的貴族,名義上雖不世襲,實際上仍代代傳承。上百個門閥士族瓜分了中國社會的利益和權力,皇族的勢力相對削弱,秦漢時代那種皇權至高無上的狀態不復存在,門閥士族成了大大小小的“諸侯”。皇帝頂多只是他們的“共主”,而且這個“共主”隨時有被其他諸侯取代的可能,所謂“皇帝輪流做,明年到我家”。

  中國古代以兩周為代表的貴族封建制度,在秦始皇統一中國的時候就結束了。秦始皇建立了中國最早的皇帝集權制度,但此時隨著門閥士族的興盛,中國社會在一定程度上又回到了兩周的貴族封建局面。有的歷史學者主張把魏晉南北朝稱為“亞封建社會”,是有相當道理的。

  貴族封建制度和皇帝集權制度孰優孰劣,不是本文論述的重點,也不是幾句話可以說清楚的。我在此只想指出,貴族封建制度是分權制,皇帝集權制度是集權制,分權集權各有優劣。如果僅從掌權者的角度看,集權自然比分權更有利,所以歷來的統治階級和正統史學家大多對貴族封建采取批判態度。而分權的好處在于權力不是定于一尊,而是分散在不同的集團,所以中央和地方之間,此一地方和彼一地方之間,還留有相當的自由空間,這樣的空間對于思想、學術和文化、藝術的發展是有利的。

  今天已不再是君主專制社會了,一姓一家的政權是否強大是否持久,已經不是今天人們的興趣所在,思想的自由、人民的福祉、社會的發達、文化的發展,才是大家關注的首要問題。那么對魏晉南北朝,既應當看到那個時代動亂不安給國民帶來痛苦的一面,也應當正面評價其國民擁有相對自由,尤其是其思想和學術得到自由發展、取得光輝成就的一面。

  魏晉時期,表面上看來似乎是兵連禍結,中央政權軟弱無力且更迭頻繁,整個民族的生命力卻極其旺盛,文明進展的步伐十分迅速,這一方面是因為民間自由空間的存在,另一方面是因為當時領導社會的新貴族,即門閥士族階層,是一個有良好教養的階層,對整個社會發揮著一種良好的示范作用。于是,社會思潮上再次出現百家爭鳴的盛況,名家迭出,各派融合,成果之豐碩遠勝兩漢,直開以后宏闊的唐宋文明之格局。

  首先是學術思想。以“名士”為代表的魏晉思想家們,如荀粲、何晏、王弼、夏侯玄、嵇康、阮籍、郭象、支遁等人,突破了兩漢獨尊儒術的藩籬,大膽地把儒家以外的各家思想,其中主要是道家思想引入儒家,后期又把外來的佛教思想改造成為中國化的禪宗,最終形成以儒為主,兼涵道、禪的魏晉玄學。

  魏晉玄學不僅融合儒道禪三大主要派別,還提出了許多新的哲學命題,例如本末有無之辨、自然名教之辨、言意之辨、圣人有情無情之辨、君父先后之辨、才性之辨等,是中國思想史上僅次于戰國時代的又一豐碑,直開后來的宋明理學。作為魏晉玄學演進手段的魏晉清談,也為后世學者所艷稱,其學術高度和精美形式,都遠遠超過十八、十九世紀的歐陸沙龍。如果說戰國時代是中華文明的軸心時代,則魏晉時代實相當于歐洲的文藝復興時代,但比歐洲早發生了一千多年。

  魏晉玄學的最大貢獻在于解放思想,為人們提供了新的思維方式和思維架構。玄學與清談幾乎一直被后世所誤解,被認為是一種與現實無關的空想和空談,廢務誤國,甚至說“其罪深于桀紂”(見《晉書·范寧傳》)。

  我認為這是完全錯誤的。比如,玄學的根本命題“本末有無之辨”,表面看來談無說有,不著邊際,實際上它所創造的“以無為本,以有為末”的思想架構,不僅使儒道這兩大矛盾甚大的學派有了融合的可能,而且把中國的哲學猛然推向本體論的高度,大大拓展了人們的思維空間。

  很可惜,魏晉思想家的這些努力在后世并沒有得到正面的肯定,更談不上進一步的發展。在中國思想史中,魏晉是一座高峰,前接戰國,后啟南宋。而南宋還沒有到達魏晉的高度,就夭折在蒙古人的馬蹄聲中了。

  后世學者中,只有章太炎對玄學的評價是公正的。他在《五朝學》一文中指出:“玄學者,固不與藝術文行牾,且翼扶之。”(見傅杰編校《章太炎學術史論集》)章太炎所說的“藝術”,不是今天藝術一詞的意思,而是指科學和技術,“文行”則泛指社會科學所包括的各個方面(“文”指典籍、歷史、文學等,“行”指道德、政治實踐)。章太炎說,玄學無論是對自然科學還是社會科學都是一種促進(“翼扶”),而不是相反。在玄學的“翼扶”下,魏晉時期在文學、藝術、社會科學、自然科學等方面都取得了極其輝煌的成就,非兩漢可比,甚至光蓋唐宋。

  在文學上,前有三曹七子,后有嵇阮、潘陸、左思、陶潛、二謝,任何一個都不遜于其他時代的文學巨擘。也許更重要的是,文學在魏晉時代才有了明確的自覺,成為一個獨立的門類,因此也才有了自己的理論。陸機的《文賦》、劉勰的《文心雕龍》、鐘嶸的《詩品》都是了不起的文學理論作品,尤其是《文心雕龍》,其全面與系統,在古今中外的所有文學理論中都是獨樹一幟的。中國第一本全面的文學選集《文選》也出現在這個時代,編輯者是南梁英年早逝的昭明太子蕭統。

  在藝術上,魏晉的音樂、繪畫、雕塑、建筑,尤其是書法,都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。嵇康的《聲無哀樂論》是中國第一篇音樂理論文章。顧愷之號稱“三絕”:畫絕、文絕、癡絕。他的畫被謝安評為“有蒼生來所無”,與唐朝的吳道子并稱“畫圣”。戴逵、戴顒父子的佛像繪畫與雕塑,也是開創性的,戴逵還是中國山水畫的開山人物。王羲之與其子王獻之的書法更是盡人皆知,王羲之被稱為“書圣”,二王的書法作品從古至今都被視為神品,后世幾乎無人超越。晚清至近代,被阮元、包世成、康有為等人捧得很高的魏碑,則是此時期北朝的流行書體。

  在科學上,無論是社會科學還是自然科學,魏晉南北朝時期都有遠遠超過前代的成就。范曄、孫盛、沈約等人的歷史學,裴秀、酈道元等人的地理學,何承天、祖沖之等人的天文歷法學,華佗、嵇康、陶弘景等人的醫術和養生學,葛洪、陶弘景等人的煉丹學(煉丹術是化學的起源),馬鈞、杜預、祖沖之等人的機械發明,在當時世界都占據頂尖地位。

  總之,魏晉時期在中華文明史上的表現不僅不黯淡,恰恰相反,是十分亮麗,是中華文明史一個關鍵性的環節。如果沿著魏晉時期的路子走,也許中華文明會有另一種面貌。歷史不能假設,我愿意在這里引章太炎先生在《檢論》里的幾句話,表示我的同感,也用來結束此文:“嗟乎!赫赫皇漢,博士黯之。魏晉啟明,而唐斬其緒。宋始中興,未壯以夭。”

  唐翼明 來源:中國青年報

責任編輯:工蟻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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